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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神话背后的价值偏离——读《增长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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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驱动经济良性增长的是价值创造活动而非价值攫取,但在现行的经济核算体系中,攫取者所获得的回报却长期高于

  驱动经济良性增长的是价值创造活动而非价值攫取,但在现行的经济核算体系中,攫取者所获得的回报却长期高于创造者。这是现代资本主义中一个巨大的隐形悖论,也是增长乏力、创新受挫及一切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

  对此,著名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在《增长的悖论》一书中表示,要想推翻这一悖论,我们必须回归源头,重新定义价值,以便区分创造者和攫取者,并对经济活动加以引导,激活经济增长的新动能。马祖卡托注解道,她所说的“价值创造”是指不同类型的资源,包括人力、物质和无形资源相互作用,并产生新的产品和服务的方式;“价值攫取”是指致力于转移现有资源和产出,并从随后的交易中获得异乎寻常的收入。

  马祖卡托是伦敦大学学院(UCL)创新与公共价值经济学教授,创新与公共目的研究所创始人兼所长。她被美国《新共和》杂志评为“三位最重要的创新经济学家”之一。

  假借创新之名获取暴利

  马祖卡托认为,很多企业假借创新之名获取暴利。创新很少孤立地发生,相反,它在本质上是一个累积过程,今天的创新通常是先前投资的结果。此外,创新还是一个集体酝酿的过程,需要较长的孕育期,今天看似惊人的发现,实际上是研究人员几十年辛勤工作的成果。

  企业往往喜欢标榜自己充满创新意识,自己的产品与同类产品相比如何与众不同。然而,在作者看来,企业并不像他们表达的那样热衷于创新。因为创新充满了不确定性,大多数创新以失败告终。与无所畏惧、敢于冒险的企业家形象相反,企业往往并不想承担这种风险。其实,有很多创新成果,是在政府以及公共服务机构资助下取得的。比如,研究表明,美国制药领域2/3的最具创新性的药物,可以追溯到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微软前CEO比尔·盖茨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董事会执行主席埃里克·施密特写了一篇关于他们公司如何从公共投资中获得巨大利益的文章。他们谈及了互联网和HTML代码,这一代码由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编写,他们还提到谷歌的算法是由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

  又比如,制药公司有时以创新之名为自己的高昂药价辩护:因为要支付开发新药的研发成本、补偿研究和临床试验相关的风险。马祖卡托说,与制造公司的利润相比,制药公司的基础研究支出非常少,远远低于企业在营销方面的支出。为了提高短期股票价格、股票期权和高管薪酬,制药公司花大价钱用于股票回购。制药行业越来越多地将其研发支出集中在风险较低的开发阶段和“模仿药物”上面,真正引领药物创新的研究,大多出自由公共资金资助的实验室。

  马祖卡托认为现代社会“技术驱动的增长”依靠的是集体贡献,然而集体的作用常被忽略,既有成就归给了少数人。她建议,政策制定应从正确理解创新过程开始。创新必须得到适当的管理,以确保产品及其生产方式能够创造价值,而不是价值占用的噱头。要对创新的速度和方向加以关注,同时不能忘记新创造的价值在不同创造者之间的分配。可行的方案大致包括:限制公共研发的药物价格;为公共资助附加条件,例如要求将利润再投资到生产中,而非用于投机性股票回购;在公共组织提供下游资金的技术领域,允许其保留股权或版税;向企业提供与收入挂钩的贷款,就像给学生贷款那样。

  实体经济走向金融化

  在21世纪,福特美国分公司通过运营汽车贷款而非出售汽车来赚取更多的钱。通过开创个人合约计划(PCP),福特加快了汽车产业从实体产品向金融产品的转变。该计划允许“买方”每月分期付款,并允许“买方”在两年或三年后更换新车型而不用付清余款。PCP还将汽车销售证券化并转售到金融市场,凭借这一优点,PCP被大多数汽车制造商采用,推动汽车销售一度达到创纪录水平。几乎就在同一时期,通用电气集团的金融子公司通用资本公司创造了整个集团大约一半的利润。

  过去,人们认为金融对转移现有财富很重要,但不是创造新财富。那时的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只是对经济发挥单纯的促进作用,因而在计算经济产出的商品和服务时,人们甚至不把银行提供的大部分服务计算在内,例如接受存款和发放贷款。金融仅作为“中间投入”进入GDP的衡量。金融被给予的定位不过是一种有助于其他行业运作的服务,它所助力的行业才是真正的价值创造者。然而,在1970年左右,这一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国民账户将金融部门纳入GDP的计算中。这种会计制度的变更恰逢政府对金融业管制的放松,其中包括银行可以放贷的数量、可以收取的利率,以及可以出售的产品等。这些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部门的行为方式,并增加了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力。金融成为聪明人赚大钱的快车道。

  对此,马祖卡托直言不讳地写道:“今天,很大一部分实体经济已经‘金融化’。”当企业管理者选择将大部分利润用于股票回购——这反过来推高股票价格、股票期权和高管薪酬——而不是对其业务的未来投资时,可以看出金融业务及其培育的心态已经弥漫整个行业。金融家称之为价值创造,但正如其内部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他们不过是在榨取价值。

  1976年,凯鹏华盈向生物技术公司基因泰克投资了10万美元,4年后这笔投资就在该公司上市后升值为3亿美元。2009年,基因泰克又被一家总部位于瑞士的医疗保健公司罗氏公司以47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同样,2004年彼得·蒂尔给脸书投资了50万美元,这使他获得了该公司10.2%的股份,2012年他出售大部分股份时获得了10亿英镑。近几年,对于这样的创富神话,人们总是略有耳闻。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有一种劳动能够增加物体的价值,另一种则无此效果。前者因产生价值而被称为生产性劳动,而后者则是非生产性劳动。”然而,生产性创造,在这个金融化的时代,越发显得笨重和不讨巧。那些凭借真正有用的创造赚到钱的企业家,尤其是当他们取代世袭土地所有者成为超高净值人士时,可以说自己从真正的生产性风险承担活动中获得了应有回报。但是当股票脱离最初创造者,归私募股权所有,或者在资本市场上市时,获得大部分重估收益的人是被动创造者,而非积极创造者。在金融化的影响下,那些选择了正确股票的投资银行家和基金经理可以通过精心筹划获得本该归生产者所有的利润。在获得这些价值之后,他们又会将收益用于房地产或其他能够保值的金融投资上,而不是再投资于更具创新性的生产活动中,因为投资生产很少能让他们再赚个盆满钵满。这正应了美国首个产业工人联合会创始人威廉·海伍德的困惑:“野蛮的黄金大亨——他们没找金子,没挖金子,也没打磨金子,然而不知用了什么古怪的炼金术,他们得到了所有黄金。”

  英裔委内瑞拉学者卡洛塔·佩雷斯认为,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钩并非自然现象,而是放松管制和过度相信自由市场力量的产物。马祖卡托并不完全认同这个观点。马祖卡托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为了在经济体系中维持资本的流动,付出一定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导致过度金融化的原因扎根于过去40年发展而来的价值萃取系统中。所以,如果要根治这一问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重启关于价值的思考

  马祖卡托在书中并没有对根治这一问题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作者的本意是想引导人们重启关于价值的讨论与思考。她在书的结尾处写道:“如果你认为我的想法是批判性的,这是因为这种批判正是我们需要的,是创造‘新经济’的必要前提。”

  她表示,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得出一个正确的价值理论。相反,它旨在将价值理论带回人们的视线,使之成为一个激烈争论的、与我们所处的动荡经济时代相关的话题。价值不是一个给定的东西,也不绝对位于生产边界内部或者外部,它是被塑造和创造的。在她看来,今天的金融支持的不是那些旨在给商业运转之轮“润滑”的行业,而是金融行业自身的其他部分,就算它被正式地计算在生产边界之内,它也仍位于生产边界之外,其实不必非得如此。

  作者在书中指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那就是人们可以对金融市场加以塑造,使之真正属于边界内部,包括成立新型金融机构,它们将致力于向那些对长期高风险投资感兴趣、能够促进创新经济发展的组织提供贷款;以及进行税制改革,使长期投资的回报高于短期投资。

  马祖卡托写道:“价值理论本身是一种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客观力量,并没有深深嵌入人们看待世界的特定方式之中。我们确实可以制定和塑造经济,但它既可以带着恐惧,也可以充满希望。”但愿大家能够共同努力,满怀憧憬,付诸行动,不盲目、不自利,不做既得利益的守护者,将经济塑造得更加公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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